午后的阳光穿过玻璃窗,在课桌上切出锐利的光块，教室里只有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像无数春蚕在啃食桑叶，我盯着作文纸上那个刺眼的“1000字”要求，感觉它正在纸上蠕动、膨胀，最终变成一个黑洞，吞噬着我所有的思绪，还剩四十分钟，而我的字数统计还停留在347，窗外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像在为我倒计时——或者，更像在嘲笑。
这种“写不出来”的体验，从初中开始就如影随形，起初只是偶尔的卡壳，后来变成每逢作文必有的恐慌，高一的期中考试，我第一次因为作文没写完而痛哭——不是因为分数，而是那种被无形之物扼住喉咙的窒息感，语文老师拍拍我的肩：“多读多练就好。”可我知道不是这样，当“1000字”成为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时，写作就不再是表达，而成了数学题：开头150字，三个论点各250字，结尾100字，还差150字怎么办？那就再凑一个不痛不痒的段落。
最可怕的是“灵感截肢”，有时明明心中有千言万语，可一旦开始“写作”，那些鲜活的念头就迅速枯萎，就像有个看不见的剪刀手，专门剪断思维最生动的枝桠，我试过所有方法：列提纲、打草稿、甚至先写中间再补首尾，但每当目光扫过“不少于1000字”的要求，所有技巧都瞬间失效，字数的幽灵漂浮在纸面上空，让每个字都变得沉重无比。
高二那年的全市作文竞赛成了转折点,题目很简单：《窗》，我盯着这个字看了半小时，脑中一片空白，就在准备放弃时，忽然想起老家的木窗——不是想起，是那扇窗自己闯了进来：窗棂上祖父刻的歪斜的“勤”字，雨天时雨水顺着凹槽滴落的轨迹，清晨阳光透过窗纸投在青砖地上的光斑……我忘记了一切技巧和字数，只是描述那扇窗，描述透过它看到的四季，描述趴在窗台上等父母回家的童年。
写完后我数了字数：1437，没有刻意凑，甚至删掉了两段觉得不够好的，那篇文章得了一等奖，评语是“有温度的文字”，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那一刻我赶走了字数幽灵——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全然忘记它的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悖论：越是盯着字数，字越少；越是忘记字数，字越多，当我们把写作量化成字符的堆积，我们就失去了写作的本质，1000字要求本意是确保论述充分，但当它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反而扼杀了充分论述的可能性。
我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看不见字数”，写作时用白纸，完稿后再转录到稿纸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曾经枯竭的灵感慢慢复苏，我写操场边那棵从不说谎的银杏，春天绿得天真，秋天黄得坦荡；写教学楼转角处永远关不紧的窗，风来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写晚自习时忽然飞进教室的麻雀，在日光灯管上投下慌乱的影子。
高三最后一次模拟考,作文题是《痕迹》，我没有写那些宏大的历史痕迹，而是写了同桌女生橡皮擦屑在课桌上积成的小小丘陵——她紧张时就不停地擦，哪怕纸上已经没有铅笔字，写了三年里我用坏的五支钢笔在食指内侧留下的硬茧，写了每次考试后大家写在黑板角落的倒计时数字被擦掉后，粉笔灰渗入黑板细微裂纹形成的淡淡白痕。
考后语文老师找我,说我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印发了。“”她犹豫了一下，“你写了1800多字，考试时时间怎么够用的？”我怔住了——我根本没数，那一刻我明白，我终于摆脱了那个幽灵，不是因为我写得快了，而是因为当写作回到表达本身，时间就有了不同的流速。
如今距离那个在作文纸上挣扎的少年已经多年,但我常在网络平台看到类似的求救：“怎么写满800字？”“还有500字怎么凑？”每一条这样的询问背后，都有一个被字数幽灵困扰的年轻人，我们发明了“折磨阴”这样的黑话来描述这种体验，因为它确实像一种阴魂不散的折磨——不是来自写作本身，而是来自将写作异化为字数游戏的系统。
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字数的堆积,司马迁写“李广列传”，那句“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只有13个字，却让飞将军形象跃然纸上，鲁迅写“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如果按照“简洁”要求肯定被删，但这看似啰嗦的表述里，藏着深长的寂寞，李白写“床前明月光”，20个字穿越千年依然新鲜如昨露。
或许我们应该告诉每一个被作文折磨的年轻人：忘掉字数吧，如果你只有300字要说，就别硬撑到1000字，如果你有3000字想说，就想办法说到3000字，写作的唯一标准应该是“非如此不可”——非这样表达不可，非这个词不可，非这个节奏不可，当你的表达欲望强烈到冲破形式的束缚，字数就不再是牢笼，而是翅膀振动的频率。
窗外又传来知了的叫声,但此刻我听出了不同的韵律，它们不是在为谁倒计时，而是在唱自己的生命之歌——有些歌短促，有些悠长，但没有一首歌会因为是28秒还是3分钟而更接近生命的真相，写作也是如此，那个在作文纸前挣扎的少年终于明白：真正要战胜的从来不是1000字，而是那个相信“1000字很重要”的自己。
当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我数了数这篇文章的字数：1987字，但这次，我是在写作完成后才数的，字数幽灵终于彻底消散，在它曾经统治的领地上，现在生长着自由表达的野草，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永远写不完的自然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