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咖啡馆里，靠窗的位置坐着两位年轻人，他们低声交谈，偶尔微笑，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相触——像这座城市里无数约会中的情侣一样，直到其中一个自然地倾身为对方整理衣领，这个细微动作才让旁座的我恍然意识到：这是一对同性恋人，但下一秒，这个“标签”就消融了——他们讨论着刚上映的电影，抱怨着工作压力，计划着周末去郊区徒步，在那些最普通的对话里，他们与咖啡馆里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同志亦常人，这句话的重音不在“同志”，而在“亦常人”。
所谓“常人”，不过是共享着人类最普遍情感与需求的个体。 我们渴望被理解、需要亲密关系、追求自我实现、恐惧孤独与死亡——这些根本的人性体验，并不因性取向不同而有本质区别，同性恋者也会在深夜思念爱人，为父母健康担忧，为职业发展焦虑，为朋友的背叛伤心，当我们谈论“常人”时，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共通的喜悦与脆弱，是那些让“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经纬。
然而社会惯于贴标签，标签高效便捷，能将复杂个体迅速归类，却也残忍地掩盖了标签之下生动具体的人生，一个被简化为“同性恋”的人，他可能是位严谨的外科医生，是位能做出绝佳提拉米苏的烘焙师，是位照顾流浪猫的善良邻居，是位对中世纪历史如数家珍的爱好者——他的世界丰富多维，性取向只是其中一个坐标，电影《模仿游戏》中，图灵的同性恋身份曾长期掩盖了他作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辉煌成就；直到社会学会将“同性恋”与“天才”两个标签并行看待，我们才更接近完整的图灵，标签是认识世界的起点,但不应是终点。
数据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性少数群体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著名的“金赛报告”早在20世纪中期就指出，人类性行为是一个连续谱，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同性情感关系的记载，从古希腊的师生情谊到中国古代的“断袖之谊”，这种情感的存在跨越时空，当代研究显示，大约3-5%的人口是同性恋者，这意味着每20-30人中就有一位——可能是你的同事、同学或亲戚，他们不是遥远抽象的“他者”,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网络的一部分。
真正的平等不是特殊对待，而是不再需要特别指出。 当我们说“同志亦常人”时，终极理想是有一天“同志”这个前缀不再必要，就像我们不会说“异性恋医生”或“异性恋教师”，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他的巨著《我的奋斗》中描写同性恋朋友时，性取向只是众多描写维度中的一个，如同描写另一位朋友酷爱集邮或讨厌芹菜，这种平常心——看见差异但不放大差异，承认特殊但不固化特殊——才是健康社会的底色。
在成都，有一对同性伴侣经营着一家小书店，常客们喜欢那里，是因为总能找到冷门好书，是因为店主养的猫总在下午晒太阳，是因为周末的读书沙龙总能碰撞思想——而不是因为店主的性取向，他们的爱情生活与隔壁面条店夫妇、楼上钢琴教师夫妇一样，是个人隐私，也是日常生活的平凡部分，这种“不被特别关注”的状态，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特殊性取向不再自动引发额外关注时,才意味着它真正被纳入了人类经验的正常光谱。
人类情感的河流从来不止一条河道，爱的形态多元如星空排列，却共享同一种温暖本质，那些因为爱同性而遭遇歧视、排斥甚至暴力的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历史上因种族、信仰、阶级而受压迫者并无不同，都是对人类多样性的恐惧与排斥，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众多充满力与美的男性雕塑，其中倾注的情感超越时代标签；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最美好的灵魂往往是雌雄同体的”——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人性远比分类学丰富。
或许，我们该练习一种“去标签化”的观看方式：不是看到一个“同性恋者”，而是看到一个喜欢推理小说、害怕蜘蛛、志愿服务于动物保护、做一手好菜的具体的人，他的性取向是他的一部分，就像他的血型、他的籍贯、他对某种颜色的偏好——是构成他独特性的诸多线条之一,而非定义他的全部色彩。
同志亦常人，当这句话从一种辩护变为一种常识，从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无需言说的现实，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从容的社会里——在那里，每个人都能首先作为“人”被看见，带着自己所有的复杂与矛盾，所有的梦想与恐惧，所有的爱与被爱的能力，而在那之前，每一次我们超越标签看见具体，每一次我们在他人的差异中照见共同的人性，都是在为那个更美好的世界添砖加瓦，毕竟，在生而为人这件事上,我们从来都是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