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有一个发黄的信封,它固执地压在我书柜最底层一叠旧笔记本下，十七岁的某个春日午后，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同样发黄、印着拙劣兰花图案的旧式信纸上，完成了我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一首关于雨季的短诗，我几乎调动了彼时认知里全部的“优美”词汇：缠绵的雨丝、少女的愁绪、打湿的翅膀、朦胧的远方，写完后，心脏在胸腔里敲着密集的鼓点，我郑重其事地将它誊抄，对折，塞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了街角那个墨绿色、布满锈迹的邮筒，投递的瞬间，我仿佛听见“咚”的一声轻响，那不是诗行落地的声音，而是我年轻灵魂向着浩瀚文学宇宙，发出的第一声笨拙的、自我感觉却无比清亮的呐喊——后来我知道，那声呐喊，更近乎一种“钝响”。
这声“钝响”，首先钝在认知的蒙昧，那时的我，对文学的理解，全然浸泡在教科书的选文与青春读物的滤镜里，我以为文学就是好词好句的堆砌，是情绪浓烈的直接宣泄，是必须“有意义”甚至“有哲理”的升华，我模仿着戴望舒《雨巷》的腔调，却只画出了油纸伞苍白的轮廓；我渴慕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般的奇崛，笔下却只有“眼睛寻找光明”这般空洞的直白，我试图用“缠绵”、“哀愁”这些巨大的词语，去包裹一颗其实并未真正经历过人生雨季的、干爽的心，那份尝试，如今看来，像极了孩童踮脚试图触碰星空，姿态虔诚，却连最低的树枝都未曾碰到，它钝重地撞在文学殿堂厚重的大门上，没有激起预期的回音，只留下我自己才能听见的、闷闷的余震。
正是这“钝”，赋予了那次尝试无可替代的重量与价值，它不像利刃划过丝绸那般精准、流畅、经验老道，却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石，带着山野的粗粝与原始的体温，那里面横冲直撞的激情，那份急于表达、生怕世界听不见的迫切，那种对“成为作家”这一光环最纯粹、最无功利心的向往，在日后愈发熟练、也愈发谨慎的书写中，再也无法复刻，那首幼稚的诗，连同那个寄往某文学杂志社最终石沉大海的信封，成了一个坐标原点，从那以后，我所有的阅读、思考、练笔，乃至收到退稿信时的沮丧，或偶有文字变成铅字时的雀跃，都从那个原点辐射开来，我开始懂得，文学不是好词好句的修辞学，而是对生活质感的勘探，对人性幽微的凝视，是找到独属于自己声音的漫长修行，那第一次尝试，就像学步时狠狠摔的第一跤，疼，且难看，但正是那一跤，让我真切地感知到了地面的硬度，以及行走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这“钝响”的回声，远比我想象的悠长，它并没有随着那封信的沉寂而消失，相反，它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敏感的种子，我开始以“尝试过文学创作”的眼光重新打量世界：黄昏的光线不再是简单的明暗，而可能是某个故事的开场布景；路人的一句争吵，不再只是噪音，里面或许蜷缩着一篇微型小说的全部骨骼，那次尝试，赋予了我一种“内部视角”，让我不再仅仅是文学的被灌输者、欣赏者，而成为一个跃跃欲试的、潜在的“创造者”，这种身份的微小转换，极大地提升了我感知生活的精度与深度，我终于明白，那第一次尝试，写的并非一首诗，而是用全部懵懂的热情，为自己签发了一张通往更广阔精神世界的、有效期终身的观光兼施工许可证。
我依然在写作,文字或许比当年稍稍醇熟，构思也稍显周全，但每当感到疲惫、陷入套路或畏惧表达时，我总会想起十七岁那个春天，想起那页信纸上笨拙的诗行，想起投信入筒时那满怀的、毫无杂质的期待，那份“钝”，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成了我写作生命里永不枯竭的隐秘能源，它提醒我，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在精巧的圆熟，而在那份敢于开始、敢于不完美的赤诚。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伴随着这样的“钝响”，第一次登台，歌声或许跑调；第一次远行，脚步难免踉跄；第一次去爱，心意可能笨拙地错付，我们的文化常常过于推崇“一鸣惊人”的“锐响”，却忽略了那些沉闷的、不起眼的“钝响”，才是生命扎根与成长的真正声音，它们不悦耳，不漂亮，却扎实地叩击在存在的岩层上，证明着我们曾那样热烈地、真实地活过，尝试过，撞击过。
那个装着失败诗稿的信封,我至今没有扔掉，它不再代表一个文学梦想的夭折，而是一枚生命的琥珀，封存着我灵魂最初的震颤与形状，那声“钝响”，穿越时光，至今仍在我每一次提笔时，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共鸣，它说：写下去，带着最初的那份笨拙与勇敢，因为文学，乃至全部有意义的生活，常常就开始于这样一声不够漂亮、却足够真诚的撞击，回音之长，需用一生来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