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的城市,在任何一个居民区或学校旁的早点摊前驻足，你大概率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辆经年累月、油渍浸入铁皮肌理的三轮餐车，一口被岁月和铲子磨得锃亮的黑铁鏊子，一盆稀稠得当的面糊，一篮洗净的小葱，还有几枚码放整齐的鸡蛋，摊主舀一勺面糊，在滚热的鏊子上画一个完美的圆，“滋啦”一声，白汽蒸腾，随之磕入一枚鸡蛋，用刮板迅速抹开，蛋液瞬间凝结成一片灿烂的金黄，嵌入面饼的肌理，撒上翠绿的葱花、细盐，翻面，刷酱，卷入一片焦脆的薄脆或一根油条，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过两分钟，接过这热腾腾、沉甸甸的一卷，一口咬下，蛋香、面香、酱香、葱香，还有那扎实的碳水带来的饱足感，瞬间便唤醒了沉睡的胃与灵魂。
这鸡蛋饼,太过寻常，寻常到几乎不被视为一道正式的“菜肴”，它登不了大雅之堂，在南北纷繁复杂的小吃谱系里，也常被忽视，但就是这最草根、最迁徙不定的食物，像一枚活态的印章，深深烙刻在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远离故土的中国人，漂泊”与“安顿”的共同记忆里，它的身世，本就是一部流动的民间史诗。
细究起来,鸡蛋饼的诞生，几乎必然与“在路上”的状态相关，它不像那些需要文火慢炖的家乡菜，对灶台、火候、器皿有着苛刻的宗法式传承，它的工具极简：一炉一鏊，推车即走，它的材料极简：面粉、水、鸡蛋、葱花，皆是天南地北最易得之物，它的制作极速：三两分钟，立等可取，这一切特质，都精准地服务于流动的人群：赶路的脚夫、上工的民工、求学的学子、匆匆的上班族，它提供了一种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现场饱足”，是体力与时间博弈下的最优解，这分明是农业文明哺育出的胃，在遭遇工业时代与迁徙浪潮时，所找到的一种迅捷而温暖的妥协。
鸡蛋饼的香味,总是与车站、码头、校门口、新兴工业区、建筑工地旁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它是故乡胃囊的“临时安置点”，走西口的汉子，在包头或呼和浩特寒冷的黎明，吃到的第一口热食，可能就是一碗热粥配一张粗砺的鸡蛋饼；闯关东的流民，在哈尔滨或长春的街角，那抹混着黄豆酱滋味的蛋饼香，或许能暂时压下对山东大煎饼的思念；南下深圳的弄潮儿，在凌晨的流水线下班后，厂区外那盏昏黄灯泡下飘来的香气，是异乡深夜最实在的抚慰。
鸡蛋饼的滋味,是一种“普适的乡愁”，它的美味不在于地域风物的独特性，而在于其高度的可塑性与包容性，面糊里，可以掺入杂粮，成就粗糙扎实的筋骨；鸡蛋，可以是奢华的双蛋，铺陈出丰腴的满足；酱料，则是它通往任何地域味觉记忆的密钥——在北方，可能是咸香的豆瓣酱或甜面酱；在江南，会换成鲜甜的海鲜酱；到了西南，一勺辣油或老干妈，便能瞬间点燃味蕾，至于内里的填充，更是“流浪者”的即兴创作：榨菜的咸脆、土豆丝的软糯、火腿肠的肉感、辣条的甜辣，甚至前一晚的剩菜，都可以被卷入其中，完成一次剩食的尊严升华，它不固执，不排他，像一个最谦和的伙伴，总能根据手边的材料，调和出最能慰藉当下那颗漂泊之心的味道。
每一次制作鸡蛋饼,都是一次微观的“开疆拓土”，那勺面糊落在滚烫的鏊子上，“刺啦”一声，便划定了一方暂时的、香喷喷的疆域，鸡蛋是浇铸其上的金色城池，葱花是点缀其间的生机绿意，铲子起落间，这块小小的、热气腾腾的国土被翻面、加固、刷上象征秩序的酱料，最终被卷起，成为一份可以握在手中的、完整的温暖国度，对于摊主，这是他用技艺和汗水开拓的流动生计；对于食客，这是他用几枚硬币便能短暂拥有的、关于饱足与安稳的领土，在这方寸之间，完成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主权交接。
当我们谈论鸡蛋饼,我们谈论的从来不止于一种食物，我们谈论的是数亿中国人，用脚步丈量国土、用双手构建生活的壮阔背影；谈论的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胃，在城市化浪潮中那份灵活又坚韧的适应；谈论的是离散与聚合中，那生生不息的、对“安顿”一刻的渴望，它便宜，却承载着生活的重量；它速成，却凝结着时间的温度；它四海为家，却总能给你一个“家”的错觉。
下一次,当你在异乡的清晨，手握一份刚出锅的鸡蛋饼，感受那烫手的温度透过纸袋传来时，请你细品，你咀嚼的，是麦田的风，是母鸡的体温，是流动摊贩手腕上的劲道，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为了生存与梦想，在路途上发明的、此刻安好”的智慧与温柔，一张鸡蛋饼摊开，就是一部微缩的、仍在续写的，中国人的流浪与生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