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穿过百叶窗，在旧书页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我翻开一本纸张脆黄、封面几乎脱落的旧课本——那是母亲八年级时的语文书，扉页上，她用蓝黑墨水工整地写着名字和年份，字迹已有些晕开，当我试图去读那些课文时，一种奇异的隔膜感油然而生，那些文字我认得，组合成的句子却像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密码，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未真正读懂过我的母亲，就像我从未读懂过她那个被历史压得沉甸甸的“八年级”。
母亲的八年级，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是一个宏大叙事逐渐转向、细微波澜开始涌现的年代，她的书包是军绿色的帆布包，洗得发白，边角打着补丁，里面装着的,不只是课本。
她的语文书里，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有刚刚回归课本的《荷塘月色》选段，政治课本里，画满了红线蓝线，她的笔记本，用的往往是工厂废弃的报表纸，在背面空白处记笔记，字挤得密密麻麻，像精心规划的庄稼，有一页，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笔记旁，她用极小的字写着一句：“今天收麦，腰真疼。”那是她在周末参加生产队劳动后的疲惫，知识的光亮与土地的重力,就这样毫无过渡地并置在一个少女的日常里。
她的“教室”不固定，晴天在村小那漏风的土坯房里，下雨天，可能就在某个同学家的堂屋，课桌是长条木板搭的，板凳要自己从家带，冬天，每人从家里带一块砖头，课前在教室角落的小炉灶上烧热，用旧布包着，就是暖手宝，没有标准化的习题集，没有多媒体课件，老师讲《陈涉世家》，会结合村里刚刚落实的“包产到户”政策，讨论何为“鸿鹄之志”，这种教育是粗粝的，却奇异地将文本与脚下土地、与时代脉搏紧紧捆在一起，她的知识，一半来自油印的课本，一半来自田垄的风、泥土的气味和父母深夜的叹息。
她的八年级，没有“升学压力”这个今天让人窒息的概念，对于大多数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已是高学历，她的压力是另一种形态：作为长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每天放学，她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喂猪、剁菜、烧火，在灶台的烟火里背诵“一元二次方程”，晚上，在十五瓦的昏黄灯泡下写作业，同时要留心听弟妹是否踢了被子，她的“辅导班”，是蹲在灶前，边添柴火边向略有文化的父亲请教古文断句，她的“素质教育”，是跟着母亲学纳鞋底、缝衣裳，指尖常被针扎出小血珠，她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必须高效利用，梦想是奢侈的，最具体的梦想，或许是“考上县里的高中”，那样就能住校，有整块的时间读书，这个梦想的背后，是对减轻家庭负担的深切渴望——住校意味着国家发的粮票补贴。
她的同学里，有人因为家里缺劳力，八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有人因为一笔十几元的学费凑不齐，默默把书包换成了锄头，能坐在教室里，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时刻感恩的幸运，这种“幸运感”塑造了她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坚韧与珍惜，她们的友谊，是在共用一本字典、分吃一个窝头、互相抄写因家务而耽误的笔记中建立的，分别也来得仓促，毕业时没有精致的同学录，只是在彼此课本的空白处写下“革命友谊，万古长青”之类的话，便各自汇入人生的洪流，或务农，或进城做学徒，少数继续读书的,便是人中之凤。
我的女儿也正处在八年级，她的世界是iPad、在线课程、双减政策、兴趣班选择和无穷无尽的卷子，她的压力清晰而量化：排名、分数、升学率，她的烦恼是“这次数学没考好”“和好朋友闹别扭了”“想买的联名款球鞋太贵”，她享受着我们全力提供的、被精心规划的资源,却也承受着我们当年无法想象的精神负荷。
两代人的“八年级”，隔着四十多年的时光长河，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星球，母亲的八年级，是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坚韧求生，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叙事紧密缠绕的朴素成长；而今天的八年级，是在信息爆炸和物质相对丰裕中,对个人价值与未来路径的早期竞逐。
当我把母亲那本旧课本轻轻合上，我忽然触摸到了某种坚硬的、贯通岁月的东西，那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放弃对“更好一点”的追求，是在方寸之间为自己开辟精神角落的执着，是把家庭责任默默扛在稚嫩肩头的早熟，母亲从未对我讲过什么大道理，但她用她的八年级，教会我何为“承担”，何为“珍惜”，她的青春，没有滤镜，没有躺平的选择，每一步都踩在现实的泥土里，深一脚浅一脚,却走出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基石。
我的女儿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烧砖取暖”的寒冷，也无法体会“报表纸背面做笔记”的拮据，但她应该知道，在她轻盈飞扬的青春跑道之下，沉淀着怎样厚重而沉默的土层，那土层里，有她外婆的八年级，有无数个在历史褶皱中奋力成长的“八年级”，那里没有轻松的答案，只有用汗水、眼泪和希望混合浇灌出的，生存”与“向上”的最原始课文。
读懂母亲的八年级，或许我们才能读懂自己从何而来，也才能更清醒地思考，我们将向何处去，那本旧课本，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化石，更是一把钥匙，试图打开它，是一个后代对前辈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一次对自我精神源流的艰难溯洄，母亲的八年级，这门我们终生都在修习的功课，其核心或许正是：在历史的局限里，一个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有尊严、善意与向前的力量，这，才是穿越所有时代,最值得我们反复诵读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