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午后,信步至郊野，蓦然间，一片被焚烧过的荒地闯入眼帘——焦黑的土地还残存着去冬的荒芜，了无生机，就在那一片触目惊心的漆黑边缘，几点怯生生的新绿，正从灰烬下倔强地探出头来，那是几株最早苏醒的野草，纤细的茎叶仿佛一触即断，却在微风中挺得笔直，心中无端地，被“任我草”三个字击中。
这并非一个可以粗浅理解其字面的词汇,在一种更广阔、更沉静的生命语境里，“任我草”是一种存在的姿态，一种灵魂的选择，它意味着：纵使被定义为“草芥”，被忽视，被践踏，被烈火焚烧至体无完肤，生命的意志依旧选择“任我”——任凭外界如何定义与摧折，我仍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扎根，去萌发，去拥抱属于我的那一片阳光雨露，完成一段从泥土到天空的旅程。
草,是天地间最谦卑、最广泛的生灵，它不像乔木，渴求成为栋梁，引人仰望；也不似繁花，竭力吐露芬芳，博取怜爱，它只是草，是“离离原上”的，“春风吹又生”的，是“野火烧不尽”的，它的生命哲学，深植于“任”字之中，这“任”，是“任凭”，是随遇而安的豁达，落在石缝，便紧抓每一粒尘土；生在河滩，便耐受每一次潮汐；长在路边，便笑对每一次踩踏，环境从不曾为它量身定做，但它总能找到生存的缝隙，将生命演绎到极致，这“任”，更是“任性”，是内在生命力的绝对主权，无论世界是否为我鼓掌，我都要生长；无论天空是否向我投来目光，我都要向着它伸展，这份“任性”，并非乖张，而是一种对生命契约最忠诚的履行，是对“存在”本身最庄重的回应。
反观我们自身,生活在高度符号化、意义被精密计算的时代，“任我”成为一种奢侈，我们的人生，仿佛被预设了无数“应该”的轨道：应该考取名校，应该谋得高薪，应该在合适的年龄完成婚育，应该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精心修剪的幸福……我们被时代的浪潮、他人的目光、内心的焦虑不断修剪，努力长成一片整齐划一的“观赏草坪”，却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感到灵魂深处那株“野草”的焦渴与挣扎，我们羡慕草的“任我”，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早已在追逐“有用”与“被认可”的途中，交出了那份“任我”的勇气。
历史的星空中,那些最璀璨、最持久的星光，往往来自那些拥有“任我草”精神的生命，东晋的陶渊明，在“举世皆尚同”的潮流中，毅然吟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身影，何尝不是一株挣脱宦海淤泥、毅然回归精神故土的“野草”？明代的徐霞客，摒弃“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世俗功名观，以一介布衣之身，“以身许之山水”，三十余年风餐露宿，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所依凭的，无非是内心那点“任性”的好奇与热爱，最终写就的《徐霞客游记》，成为地理学与文学史上无法被定义的丰碑，他们不曾渴求成为庙堂的梁柱，只是听从内心的召唤，野蛮生长，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风景。
在当代的喧嚣中,“任我草”的精神更显珍贵，它并非鼓励离群索居或反叛一切，而是倡导在心灵深处，保有一片不受外部指标完全殖民的“自留地”，那是你真正热爱之事，是让你忘却时间流淌的“心流”所在；是你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纯粹投入；是你面对巨大压力时，内心深处那份“无论如何，我仍是我”的笃定，就像那位数十年如一日、在故宫深墙内修复文物的匠人，他的世界或许只有毫厘之间的色彩与纹路，外界的声音遥远而模糊，但他的生命，因专注于一事而获得了深邃的宁静与丰盈，他是一株生长在时间深处、静默而尊贵的“草”。
每一株“任我草”，都在完成一个微观的宇宙，它吸收阳光，涵养水分，为昆虫提供荫蔽，为土壤保持活力，最终化入泥土，滋养新的生命，它的价值，不在于被移植进华美的盆景，而在于它就在那里，真实地参与着大地的呼吸与循环，每一个人，若能找到自己“任我”的方式，忠于内心的热爱与良知，无论这份事业在世俗天平上轻重几何，他都是在为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与韧性，贡献着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无数这样的“微芒”汇聚，便是人间生生不息的璀璨星河。
回到那片火烧地,夕阳西下，给那几株新绿镶上金边，它们依旧纤弱，却仿佛带着整个春天不可战胜的信念，它们无需宣告，无需证明，只是静静地、用力地生长着，实践着“任我草”的全部哲学——纵被世界以火相待，我报世界以歌，以绿，以无穷的生命力。
这,或许就是生命最原初、也最高贵的誓言：任世界喧嚣，我自葳蕤，纵是微芒，亦向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