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的生肖“龙年”，在官方英译中悄然出现了“Year of the Loong”的写法，而非沿用多年的“Year of the Dragon”，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拍手叫好，认为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反对者嗤之以鼻，觉得这是画蛇添足的“战狼式翻译”，一个小小的译名变动，何以牵动如此广泛的情绪？这背后，远非简单的翻译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关于文化定义权、叙事自主权的深层角力。
要理解这场争论,首先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文化现实：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英语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里，“Dragon”这个词，经过数百年的文学、影视作品塑造，其意象已经与中华文化中的“龙”南辕北辙，西方的“Dragon”，源自欧洲神话与基督教传说，通常是盘踞洞穴、守护财宝、口喷烈焰、为祸人间的邪恶巨兽，是英雄剑下必须被屠戮的对象，从《贝奥武夫》到《霍比特人》，这一负面形象根深蒂固。
反观中华文明中的“龙”，它是鳞虫之长，是司掌行云布雨、润泽万物的祥瑞，是智慧、力量与尊荣的化身，更是中华先民融合多种图腾创造出的独特精神符号，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到故宫的九龙壁，“龙”贯穿了我们的历史，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具象体现，将如此正面、崇高、内涵丰富的文化图腾，与西方那头邪恶、贪婪的怪兽共用一名，无异于一种持续的文化误读与贬损，这就像把孔子强行译作“Confucius the Sorcerer”（巫师孔夫子），尽管“Sorcerer”在西方奇幻体系里可能法力高强，但其内涵与我们的至圣先师有一丝一毫的相似吗？
坚持使用“Loong”，绝非某些批评者所嘲讽的“文化玻璃心”或“翻译内卷”，而是一场必要的“文化正名”，这类似于“太极”不译作“Shadow Boxing”（影子拳击）而用“Tai Chi”，“功夫”不译作“Chinese Boxing”而用“Kung Fu”，音译，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是对独特文化概念最高级别的尊重与保护，它像一个文化路标，告诉世界：“这里存在一个你们原有词汇无法涵盖的独特概念，请带着空白与好奇来理解，而非用你们的旧框架来套用和扭曲。”
更深一层看,“Loong”与“Dragon”之争，是百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国从被动接受解释到主动定义自我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微观缩影，过去，由于国力与话语权的式微，我们许多文化概念的对外翻译，不得不迁就、依附于西方的认知体系，导致大量精华在翻译中被简化、变形甚至妖魔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自觉的苏醒，我们开始有底气、也有能力去修正这些不对称的传播，争取文化表述的准确性，这不仅是翻译问题，更是叙事主权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被世界认识，我们理应拥有更大的定义权。
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闭,推广“Loong”并非要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要以更精准的方式打开对话的门，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丰富的现代表达，为这个音译符号注入持续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它需要电影、动漫、游戏、文学乃至时尚设计等大众文化产品的共同塑造，需要创造出像“孙悟空”、“哪吒”一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之新形象，只有当“Loong”承载的故事、情感和价值被全球受众所感知、欣赏甚至喜爱时，这场正名运动才算真正成功。
从“Dragon”到“Loong”，一个字母的增减，见证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确认自我坐标的努力，它或许会遭遇不解，经历反复，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觉醒的必经之路，讲好自己的故事，从坚持自己的名字开始，这不仅是关于一条“龙”的翻译，更是关于五千年来从未断绝的文明，如何在未来世界，响亮而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下次当有人疑惑为何是“Loong”时，我们可以从容地告诉他：因为那不是喷火的怪兽，那是我们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