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创新不止于金融对科技的支持和应用，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重新定义金融范式。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也不止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金融”，以及之相伴随的更具颠覆性的新方法论和新系统集成
文|刘珺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整个生产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投入，正在推动经济的变轨和跃迁。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时代金融创新的内涵，如何从“金融创新”走向“创新金融”，不仅关系到金融业自身转型，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重要指示精神的应有之义。
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质变
数字变革对经济范式的影响不仅是数量扩张或效率提升，更多是质的变化。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近50万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35%，未来将创造出更大的市场空间。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数字技术加速演进，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范式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一是复杂度几何倍增。数字经济以系统集成为基本逻辑，强调模块化、参数化与组件化运行，多元、多维、强交互的“问题群”“矛盾群”不再是孤立存在，而是演化为高度耦合的问题系统、矛盾系统，显著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整体复杂度。
二是精确度大幅跃升。工业时代以“成色足”为高质量象征，如黄金纯度“4个9”已是较高标准，而对于需经过数百道工序的芯片生产而言，100个0.999相乘才能得到90.5%的良品率。
三是供需时空边界被打破。新经济形态不仅是注意力经济，更是向参与经济转型，经济活动中每个参与者所产生的消费数据、行为数据乃至表情等非结构化数据持续沉淀，汇聚成与生产活动互动的数据流、信息流，推动线上线下、生产消费日趋融合。
四是广域联通特征显著。数字化的基础在于全域和全集，其核心是实现跨领域、跨区域、跨维度的价值无缝连接与流转。150年前电话积累1亿用户用了75年，而如今的DeepSeek只用了七天，技术扩散速度实现指数级提升，广域数据流已成为新经济范式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五是创新分工深刻调整。原始创新的倍增效应正极限放大，赢者通吃的特点愈发明显。例如很多独角兽企业，迅速实现了其细分领域“从0到100”甚至“从0到边界”的全覆盖。事实上，若数字时代的初创企业、创新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扩展，很可能就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上述特征意味着数字时代的产业跃升已不再是既有范式下量的提升或结构优化，而是一种伴随淘汰与重构的演化过程。尽管是否可直接称之为“革命”仍有讨论空间，但其至少已呈现出鲜明的“创造性破坏”特征。
数字变革推动“科”与“技”关系重构
从学科研究与创新驱动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正引发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
人类文明前进的轨迹基本沿着“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发展路线，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类主要依靠经验归纳、数学抽象与哲学整合来认识自然。在此基础上，人类囿于客观能力边界的局限，只能在不同领域展开具体的、分学科的探索，形成了科学先行、技术跟进的模式。
然而，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出现深刻改变了这一模式，其不仅是服务人类的工具，更可能成为与人类平行的符号化主体。凭借能量相对不受限、约束条件相对较小等优势，通过底层统一、数据集成，AGI具备将现有学科分类彻底重构的能力。不同于传统范式的渐变过程，依托规模无穷大、数据无穷多的庞大广域基础，新范式下基础学科的创新方向呈现出多维度辐射状的特点。
在数字时代，科学与技术的泾渭不再分明，技术的科学化与科学的技术化相互交织。
例如，早期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实践积累经验，借助大数据和强算力实现深度学习等技术突破，反过来推动神经网络和认知科学等更深层次基础研究的探索。
又如，2025年底，中国共有28万家企业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176.4万件，企业拥有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过四分之三，达到77%，企业已成为创造高价值发明专利的绝对“主力军”。
由此可见，一种面向应用、基于场景、锚定市场、聚焦实需的科技发展轨迹日益清晰。传统纯粹基础学科的边界正在模糊，虽然基础理论研究依然关键，但“用”已成为验证科技质效的定律。
正如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金属有机框架（MOF）所揭示的：从最初被视为“无用”的实验室发现，到如今在碳捕获、氢能储存等领域展现巨大潜力，恰恰印证了庄子所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之用”指向的恰恰是最广泛、最博大的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推动市场出清、释放资源
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出清的必要性显著高于工业经济，有效的市场出清机制能够为前沿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更足的“发射塔”和动力源。
从投资强度看，数字经济对研发投入的要求急剧提升，引发明显的“门槛效应”，尤其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若无法达到一定的投资强度阈值，则难以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将资源高度集中到最关键的领域，寻求前沿定位与边际突破，形成具有颠覆力的创新集成。
例如，2024年科创板全年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680.78亿元，超过净利润的2.5倍，同比增长6.4%，最近三年复合增速达10.7%。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中位数达12.6%，持续领跑A股各板块。
而高强度的投资必须以有效的市场出清机制为保障，以避免“撒胡椒面式”的低效投入。若市场出清机制失灵，企业竞争的目标与手段将被扭曲，迫使其陷入以价格战为代表的“内卷式”竞争，从而导致资源的盲目占用与无效消耗，最终削弱整体创新能力。
当前“反内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推动对低效市场主体的有效出清，使资源向高创新潜力市场主体集中。必须明确，“内卷”不是中性词，更不是褒义词，而是绝对意义上的贬义词，代表存量资源消耗，是典型的熵增。
在价值创造一定的情况下，内卷体现为对存量生产要素的反向吞噬，表现为对原有模式“竞底”式的恶性竞争，如非理性的价格下探、过度加班，甚至规则突破。这种模式不仅无法创造增量价值，反而透支现有竞争力，造成破坏性使用，打的不是攻坚战，而是消耗战。
归根结底，“内卷”是创新的倒数，若能将卷所消耗的能量与资源用于创新，则是一种通过拓展内涵深度与突破外延边界的积极活动，从向内的“卷”变为向外的“展”。这种由“内卷”向“外展”的范式变迁，正是实现创新突破的关键方向，也是数字经济实现范式跃迁的必然选择。因此，通过市场出清消除无效内耗，将生产要素导向“外展”领域，方能驱动经济体系向更高维度的价值创造迈进。
数字经济以“长板”思维
取代“短板”迷思
相比传统工业经济所强调的“补短板”，数字经济更应关注“锻长板”的战略命题。
工业经济时代，产业链条和分工格局相对固定，各国依托比较优势形成全球资源配置体系，“补短板”逻辑符合全链条优化的思维模式。然而进入新经济阶段，这一思路面临诸多局限。
首先，全球技术分工已基本定型，短板技术的补齐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技术的重复投入，其边际成本难以下降，甚至可能处于代际落后状态。其次，一旦短板技术被追赶完成，领先技术持有者通常会通过放宽管控或降价策略压缩追赶者空间，使“补短板”的投资迅速陷入财务的不可持续状态。
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而言，短板技术的突破极易伴随供过于求的风险，国内市场消化能力与供给间的巨大剪刀差将导致缺口急速扩大，加之国际厂商的价格战，新补齐的产能旋即沦为落后产能，造成投入成本难以收回。因此，单纯追求短板补齐不仅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增加资源浪费与产业风险。
相比于盲目重复既有技术，同样的资源若投入前沿技术、替代性技术，即“锻长板”，其产生的效益将截然不同，这也是数字经济中实现持续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补短板”，而是对其提出了严格的前提条件：
一是必须成本可控，且产能可消化，二是该板块相对独立且可商业化，三是其技术具有延展性，且开发周期足够短，代际差不超过一定界限。最重要的是，“补短板”必须聚焦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并一定要下好全国一盘棋，避免区域重复投资。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唯有跳出思维定势，将目光投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明日科技，才能在数字经济竞争中构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板优势。
技术突破倒逼经济社会发展与之匹配
科技发展从来不是“越先进越好”的单一叙事，其投入产出、资源配置与优先排序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才能发挥创新的真正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依托数据聚合、算力爆发及算法迭代等实现加速突破，与之对应的投资强度以几何级数攀升。有报告指出，预计2025年至2027年间，全球头部企业的AI基础设施资本开支总额将高达1.4万亿美元，其中仅2025年全球相关支出就超过4000亿美元。这既引发市场对可能出现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担忧，也被认为能够为每个创新想法、每个实验、每家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加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前沿技术的培育。
然而，持续升维的技术迭代正对经济复杂性产生一种“回旋镖”式的反作用力。正如人类施加初始动力抛出的“回旋镖”，技术在途中发生形态演变与能量升级后，终将以更复杂的态势折返，这要求人类以更大的力度与准确度去承接这个不一样的“回旋镖”。
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科技发展与经济运行的不匹配已然显现。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自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表明技术进步在应用端的转化尚不充分，经济并未完全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增益。这提醒我们，过度超前的技术如果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适配，其反作用力可能增加体系复杂性，而未能直接惠及实体经济。
以金融现代化为例，如果我们还靠简单的存贷汇支撑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新技术的嵌入往往流于形式主义，无法有效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也无法支撑实体经济升级。金融现代化的目标不在于复杂本身，而在于通过深化复杂度，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与服务能力，包括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及人民币国际化布局等。
因此，数字技术革命要求从宏观到微观的经济体系全面提升适配能力，使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需求高度匹配，才能有效承接技术“回旋镖”，实现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技术突破必将引领
企业创造性颠覆、结构性重塑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技术之于业务的传统叙事往往聚焦于“赋能”层面。其基本路径表现为线下业务线上化、手工业务系统化、运营自动化及信息数据化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企业级架构的数据底座与技术底座。
然而，这一过程在本质上大多依旧属于技术层面的简单整合而非流程再造。在这种固有范式下，由于缺乏深层次的逻辑重构，业务部门与科技部门常陷入“需求无法实现”或“业务和科技互不了解”的冲突语境。即便促进科技与业务团队的协作与融合，最佳的结果也仅是业务效率的提升，而并非方法论的突破，技术的赋能还停留在部分改善与优化的浅表层。
真正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彻底重构底层逻辑与方法论，实现从“改良”向“重塑”的根本性创新。
这种转型逻辑的差异在企业实践中得到了鲜明体现。颠覆者如Netflix，及时布局流媒体、大数据技术并重构商业模式，从一家DVD租赁公司跻身流媒体巨头之列；守成者如Kodak，作为数码相机的发明者，却担心数字化转型冲击胶卷业务，最终在破产泥淖中求存。
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同样提供了深刻的发展线索，经纪业务如Jane Street，数字银行如Revolut，资产管理如Renaissance等，都创造性地颠覆原有模式，发展出全新业务形态。基于此，金融业应当审视Fintech的深层含义，通过置换前后词序，以“Techfin”来刻画科技对金融的使能和重塑可能更加准确。
在此逻辑下，技术应用的价值不再是单纯的工具导入，而是通过替代性关系实现业务重构，以新流程实质性覆盖旧流程，而非仅限于边际改善、局部优化或渐进式提升。因此，只有将技术置于核心驱动地位，推动方法论的结构性转型，企业才能在数字经济浪潮中获得可持续的战略竞争优势，建立起真正稳固的数字经营基础。
综上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创新不止于金融对科技的支持和应用，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重新定义金融范式。因此，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也不止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金融”，以及之相伴随的更具颠覆性的新方法论和新系统集成。
同时，无论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如何演化，其核心目标始终应锚定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人类福祉的本源。这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只有坚守这一根本价值，金融创新才不会偏离正确航向，而创新金融才能真正服务于时代、造福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