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她，总是罩着一层东西，不是口罩，是比口罩更厚、更无形的罩子——教案的罩子，语法的罩子，标准答案的罩子，还有那层名为“教师”这个身份的、彬彬有礼的罩子，她的英语流畅如磁带复读，她的板书工整如印刷体，她的微笑永远精准地维持在鼓励与权威之间刻度上，我们之间，隔着一整本厚重的教学大纲,和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课堂表演。
直到那个沉闷的、公式即将被暑气熔化的午后，最后一节自习课，大部分人已心不在焉，她讲完最后一个语法点，合上书，没有像往常一样说“Class is over”，教室里只剩下老旧吊扇的吱呀声，她走下讲台，踱到窗边，背对着我们，沉默了很久，她转过身，做了一个让我此后多年都无法忘怀的动作——她伸出手，在脸前轻轻一挥，像一个疲惫的旅人,终于卸下了看不见的风镜。
“好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不再有那种圆润的课堂腔，“罩子摘下来了，我们，说点‘人话’吧。”
那一瞬间，空气变了，那个被“现在完成时”和“非谓语动词”包裹的“英语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里有疲惫、有无奈、也有某种灼热渴望的人，罩子摘下，露出的不是另一副面具，而是一种罕见的、令人心慌的真实。
“我知道你们恨这些习题，我也恨。”她开口的第一句，就如石子投入死水。“我恨自己不得不把莎士比亚的浩瀚、海明威的冷峻、艾米莉·狄金森幽微的灵魂，全部压扁、切碎，变成阅读理解后面那五个选择题的选项，我恨‘完形填空’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在做的，恰恰是让语言和思想变得‘不完形’，变得支离破碎。”
我们愣住了，无人说话,只有屏住的呼吸。
她谈起自己为什么学英语，不是因为分数，而是因为高中时在旧书店翻到一本破旧的《惠特曼诗选》英汉对照本，那些奔放排列的诗行，那些冲破语法枷锁的呐喊，“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她，她说，语言不是枷锁，是翅膀，可如今，她觉得自己成了打造枷锁的人之一，把生猛的飞鸟,训练成只会循着固定路线啄取米粒的家禽。
“你们写的作文，”她苦笑，“开头总是‘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千篇一律，安全无比，但我真想看到一点危险的东西，一点错误但鲜活的东西，哪怕是用蹩脚的单词拼凑出的、你们真正想说的话。”她看着我们，眼神灼灼，“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不准确’的表达，在于那种挣扎着想要冲出胸膛的冲动，可现在，我们只奖励‘准确’，奖励那种毫无风险的、死去的‘正确’。”
那一刻，我仿佛被“C”中了——不是被子弹击中，而是被一道强烈的理解（Comprehend）之光洞穿，我忽然看清了许多东西：看清了她在我们枯燥作文旁写下“Try to feel, not just to write.”时那未尽的叹息；看清了她偶尔偏离课本，讲起《老人与海》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时，眼中闪过的、与考点无关的光辉。
她摘下的，又何尝只是她自己的罩子？她亲手，也为我们撬开了一道缝隙，那道缝隙外，英语不再是考卷上猩红的分数，而是一片可以呼吸、可以挣扎、可以痛苦也可以狂喜的旷野，语言回归为语言本身——作为思想的载体，作为灵魂的触手，作为人类共享的、最复杂的密码系统。
那个下午没有知识点，没有随堂测试，我们谈文学，谈迷茫，谈看似无关紧要的梦想，用我们能搜刮到的所有词汇，笨拙地、错误百出地、却又无比真诚地交流，那是学习生涯中，唯一一节没有“教学目标”却达成了最深教学的课。
教育，常常佩戴着太多罩子：分数的罩子、排名的罩子、升学率的罩子、标准化流程的罩子，这些罩子保护着系统的“高效”运转，却也隔开了师者与学子之间，生命与生命最珍贵的温度与共鸣，那位英语老师摘下罩子的勇敢一刻，让我明白，真正的教育，或许就发生在罩子被摘下的瞬间——当角色隐去，真实浮现；当知识传递停止,心灵对话开始。
从此，当我面对任何一门学问，任何一位“权威”，我都会想起那个午后，我会试图穿透那层必然存在的“罩子”，去触摸其后那颗跳动着的、热忱的、或许同样疲惫但仍在坚守的“人心”，因为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罩子上绘制精美的图案，而是摘下罩子后，那份敢于让我们彼此“看见”（C）的真诚。
那一声“让我C”，我听见了，我会用一生去理解，去回应,去传递这份摘下罩子后的清明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