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日光灯泛着清冷的光，我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门外，目光却不自觉地被门内那幅画面攫住——她正俯身整理教案，墨绿色旗袍的裙裾下，露出一截纤细的足踝，还有那双扣着细带的米白色高跟鞋，鞋跟不高，却挺直，像她批改作文时笔下那一个个不容置疑的红色对钩，这是我关于林老师最鲜明、也最“不合时宜”的记忆碎片，在那个蓝白校服统治一切、青春被折叠成标准尺寸的年代，她的高跟鞋叩击水磨石地面的清脆声响，是规整校园乐章里一段迷人的“违规”琶音。
我们对她的初印象，近乎一种美学上的“惊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县城中学，女教师大多穿着朴素的平底鞋或半跟皮鞋，步履匆匆，带起一阵风，卷子与粉笔灰齐飞，唯独她，四季旗袍，配着各式各样的高跟鞋，春天是浅碧色软缎配珍珠白方跟，夏天是苎麻改良旗袍配藤编坡跟，秋天是深咖啡色丝绒配复古琥珀跟，冬天则在厚重的长大衣下，偶尔露出一截挺括的鞋尖，那鞋跟敲打地面的声音，脆生生的，不疾不徐，仿佛自带节拍，从走廊那头响到这头，轻易就能压住早读课间的嘈杂，男生们私下会带着青春期特有的、半是懵懂半是忸怩的语气议论，焦点总离不开那“咯噔咯噔”的声响和偶尔惊鸿一瞥的鞋面，而我们几个敏感的女生，却从中听出些别的意味——那是一种与周遭灰扑扑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坚持,一种不肯被粗糙生活磨去所有棱角的精致。
这“精致”的具象，很快就在课堂的洪流中被冲刷、重塑，真正让我们忘却那双鞋的，是她站在讲台上的样子，她教语文，讲到《红楼梦》里宝玉“路谒北静王”时的服饰仪仗，能信手拈来清代舆服志的细节；分析《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会延伸到归有光平淡笔墨下汹涌的时空悲感，她板书时微微踮脚，身体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高跟鞋稳稳定住重心，那鞋跟仿佛不是身体的负担，而是她思想扎根讲台的某种象征性根须，最难忘的是她朗读《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她的声音清越悠扬，眼神望向窗外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那一刻，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与她裙裾的微漾、鞋尖的轻点，竟奇异地合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我们不再注意她的鞋，而是被那鞋所承托起的整个精神世界所吸引：那里有江风明月，有魏晋风骨，有唐诗宋韵，是一个用学识与风姿构筑的、抵御凡俗的堡垒。
后来读到一些书，才恍然有些明白，民国以降，旗袍与高跟鞋之于知识女性，从来不止于服饰，更是一种文化身份与精神姿态的宣言，它象征着走出闺阁、踏入公共领域的从容，糅合了东方韵致与现代步伐的自信，我们的林老师，或许正是那缕流风余韵的遥远回响，她的“玉足”，踏在高跟鞋里，每一步，踏出的不是风情，而是风骨；那挺直的鞋跟，支撑的不是身体的重量，而是人格的独立与审美的定力，在一切趋向简化和统一的环境里，她以一种近乎执拗的优雅，为我们这些小镇少年，具象化了“文化”二字所能赋予一个人的光华与尊严。
许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老师，竟无人再用轻佻的语气提及那些高跟鞋，一位已成为人师的男生感慨道：“现在才懂，林老师是用她整个的仪态告诉我们，什么是‘师道尊严’，那尊严不是板着脸，而是你对自己职业与品味的敬重，会自然赢得他人的敬重。”另一位在都市奔波、惯于踩着恨天高厮杀于职场的女生则说：“我穿过很多更贵、更漂亮的鞋，但再也没有那种感觉——那种因为鞋的主人灵魂丰盈，而让一双鞋也有了灵魂的感觉。”
是的，我们怀念的，终究不是那双鞋，甚至不是那双鞋里的足踝，我们怀念的，是那个由旗袍的立领、绢丝的盘扣、秀挺的鞋跟，以及更重要的，由丰厚的学识、从容的谈吐、坚定的目光所共同构成的完整的“师者”形象，她让我们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美可以如此有力量，知识可以如此有风度，一个女性可以如此既温婉又挺拔地存在于世，那高跟鞋清脆的声响,早已内化为我们心中一种关于文化坚守与个性从容的启蒙节奏。
苏轼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老师的高跟玉足，于我而言，便是青春记忆里那一盏浮着雪沫乳花的清茶，它最初的视觉印象或许浓烈，但回味悠长的，是那份浸润在日常教学里、不疾不徐播撒文明星火的“清欢”，那足尖所向，不是世俗的凝视，而是文明的深处；那鞋跟立处，是一方不肯陷落的讲台，也是一个不肯妥协的精神世界，这，或许才是所谓“玉足”最珍贵的隐喻——不是肌肤的莹润，而是如玉般温润又坚硬的师德与风骨，在时光里沉淀出的、不容亵渎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