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缔造者”，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形象？是开天辟地、身躯化为山河的盘古，是持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娲，还是奥林匹斯山上执掌雷霆的宙斯？抑或是那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以思想、勇气或技艺开辟新天地的伟人？将“缔造者”与“男或女”的标签强行绑定，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代迷思。创造的权柄与荣光，从未被某一性别所垄断；它深植于每一个独立灵魂的深处，等待着被勇气和智慧点燃。
回溯人类文明的源头,神话与传说往往是最初的“缔造叙事”，有趣的是，在这些 foundational stories（奠基故事）中，性别的呈现远非铁板一块，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女娲是明确的创世神与人类始祖，她“抟黄土作人”的故事，蕴含着对生命源自大地母体的朴素认知，而伏羲则更多与文化创造（如八卦、渔猎）相联系，在古埃及，有狮首女身的战争与创造之神塞赫迈特；在苏美尔神话中，代表甜水与创造的原始之神阿普苏，其形象也并非全然男性化，这些纷繁的叙述揭示了一个本质：在人类早期的集体意识里，创造力本身是一种超越具体性别的、浑融的原初力量。 将创世功绩归因于某一位具象的男神或女神，往往是不同文明在其特定社会结构与认知阶段下的叙事选择。
当历史步入信史时代,特别是伴随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巩固与强化，“缔造者”的画像开始被系统地、大规模地涂抹上单一的性别色彩，史书由胜利者书写，而相当长时期内，握有书写权、定义权与资源分配权的，主要是男性。宏大的国家建构、法律的颁布、帝国的征伐、哲学体系的建立、科学原理的发现……这些被视为文明基石的光荣记录，其署名处大多为男性。 这不是因为女性缺乏创造的才华，而是因为她们被系统地排除在创造历史所需的公共舞台、教育机会与资源网络之外，女性的创造领域被压缩、被规训、被“私领域化”——家庭的内务、子女的养育、情感的维系，这些同样至关重要的“缔造”工作，因其不直接生产权力与显性财富，而在历史的长卷中被轻轻拂去，成为沉默的背景板。“缔造者=男性”成为一种顽固的刻板印象，一种历史叙述的惯性偏见。
但潜流从未停止涌动,即便在最森严的壁垒下，女性的缔造之光依然刺破黑暗，古埃及的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以卓越的治理维系国家繁荣；唐代的武则天，其政治胆略与治世才能成就了一段独特的历史；中世纪的希尔德加德·冯·宾根，既是神秘主义者，也是作曲家、科学家，在多个领域展现惊人的创造力，她们的存在，本身即是对单一性别缔造叙事的反驳，及至近现代，随着教育平权、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推进，女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到各领域的“缔造”之中：从居里夫人叩开原子世界的大门，到阿达·洛夫莱斯预见计算机的潜能；从简·奥斯汀以笔剖析世态人情，到弗吉尼亚·伍尔夫重构小说的疆界；从埃莉诺·罗斯福重塑第一夫人的角色并推动《世界人权宣言》，到屠呦呦从传统智慧中萃取生命的希望……无数女性以具体的、卓越的成就，不断改写并拓宽着“缔造者”的定义。
我们今天追问“缔造者是男是女”，其意义何在？它并非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进行性别的简单翻转或对立，其深刻意义在于解构与重建：解构那种将创造力性别化、本质化的历史迷思，打破束缚个体潜能的无形枷锁；重建一种更全面、更包容的创造观——真正的缔造，关乎视野、勇气、毅力、智慧与同理心，这些品质为全人类所共享，与染色体构型无关。 一个科技天才、一位艺术巨匠、一名社会革新者，可以来自任何性别，当我们评价一项发明、一部作品、一种制度时，应关注其本身的价值与影响，而非其创造者的生理性别。
进而言之,最好的创造状态，或许恰恰在于超越僵化的性别角色期待，心理学中的“双性化”人格理论认为，同时兼具传统认为的男性特质（如果断、独立）与女性特质（如细腻、共情）的个体，往往更具适应性与创造力。伟大的缔造，需要的正是这种完整的人性力量，一种挣脱了性别刻板桎梏的、自由而丰沛的精神能量。
“缔造者是男是女”？这从来不是一道二选一的是非题，而是一道指向开放未来的思考题，答案在于我们能否摆脱历史的惯性凝视，以平权的眼光去发现、去承认、去鼓励每一个个体内心的创造之火，当社会不再以性别预设创造的跑道，当评价体系真正关注创造本身的价值，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更多元、更蓬勃、由全体人类智慧共同缔造的新纪元。创造的星辰大海，属于所有敢于梦想并付诸实践的勇者，无论其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