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那些旧CD和磁带，我前天收拾屋子的时候，当废品卖了。”室友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地捅开了我记忆的锁，我愣在客厅中央，看着墙角那片突然空旷出来的地方——那里曾经堆着六个纸箱,装着我的整个青春。
那些被卖掉的“废品”，是十年间一张张收集起来的，有打口碟，边缘被海关剪过一刀；有盗版磁带，音质嘶哑却听了上百遍；有初恋女友送的生日礼物，背面还用荧光笔写着“永远爱你”；有大学逃课去听的地下乐队现场录音，背景里还能听到啤酒瓶碰撞的声音，它们不是“5毛一斤”的塑料片,而是我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的时间标本。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张Radiohead的《OK Computer》，2008年冬天，我用整整一周的午饭钱换来的原版CD，北京地下室潮湿，CD盒长出了霉斑，我就用棉签蘸着酒精一点一点擦拭，那些夜晚，耳机里Thom Yorke在唱“Karma Police”，我在自考本科的习题册上写写画画,音乐是苦闷青春里唯一的透气孔。
还有那套完整的周杰伦磁带，从《Jay》到《十一月的萧邦》，高中晚自习，把随身听藏在袖子里，电线从脖颈绕上来，耳朵里塞着《简单爱》，班主任突然出现在后窗时，慌乱中扯断耳线的恐慌感，至今记忆犹新，每一盘磁带的AB面转换，都对应着某个特定的夏天、某场无疾而终的暗恋。
室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反应这么大。“都是数字时代了，那些东西早该扔了。”他说得对，也不对，音乐本身当然可以在云端无限播放，但承载记忆的物理实体一旦消失，某些通往过去的路径就永远关闭了，触摸打口碟那道裂缝时想起的唱片店老板、磁带内页褪色的签名、CD盒里夹着的电影票根——这些都无法数据化。
我突然意识到，被卖掉的不只是光盘和磁带，而是一整套青春的记忆系统，那些实体音乐附带的地理坐标（学校门口的唱片店）、时间节点（攒钱三个月买下某张专辑）、人际关联（和谁一起听的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生态系统，流媒体播放列表很便捷，但它不会记得2009年雨夜你单曲循环哪首歌,不会保留前女友写在你歌词本上的字迹。
这让我想起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的“灵晕”（aura）——原作在特定时空中的独一无二性，数字音乐完美复刻了声音，却剥离了那个“此时此刻此地”的灵晕，我的那些打口碟，每一道划痕都在说话：这道是搬家时磕的，那道是借给朋友不小心摔的，它们是经历过时间的身体,不是数据的幽灵。
更残酷的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记忆载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物理消亡，80后的青春是磁带，90后是CD，00后是MP3，10后直接进入流媒体，每个载体的淘汰，都是一次集体记忆的迁移损伤，那些固执保留旧载体的人，不是怀旧那么简单,他们是在守护记忆的完整性。
我去废品站找过，老板说光盘都送去融化再造了，磁带更是早就被处理掉了，站在堆积如山的废旧物前，我突然感到一种奇特的释然，也许青春本就该这样结局——不是庄严的葬礼，而是仓促的、几乎带着侮辱性的处置，就像青春本身，从来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金光闪闪，它本来就是仓促的、混乱的、被误解的。
现在我的音乐都在云端，整齐划一，随时调用，不会发霉，不会划伤，也不会被任何人卖掉，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那种“拥有”的实感，那种需要小心翼翼保护的脆弱,那种把一段时光握在手里的重量。
室友道歉了，说要赔我钱，我摇摇头，有些东西无法赔偿，也不需要赔偿，青春被卖掉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它曾经存在过，而那些消失的CD和磁带，用它们彻底的缺席，完成了作为记忆载体的最后使命——它们让我明白，所有青春终将成为废品，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曾经那么认真地，把这些“废品”当作宝藏收藏了好多年。
或许每个人的青春，最终都要经历这样一场“变卖”，不是卖给废品站，就是卖给时间，或者卖给成长的自己，区别只在于，我们是否来得及,和它们好好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