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城往西四十里,那座早已被遗忘的、漆皮斑驳的站牌上，只剩下模糊难辨的“黄站”二字，地图上找不到它，最新的列车时刻表对它只字未提，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又一座被时代快车甩下的无名小站，注定要在风雨中静默地倾颓，直到我推开那扇锈蚀的铁门，才惊觉自己踏入的并非时间的废墟，而是一座城市失语已久的 “记忆审判所”。
站房内的时间是粘稠的,阳光透过破碎的窗格，将浮尘照得纤毫毕现，仿佛万千微小的时光碎屑在此沉浮，褪色的标语、积灰的木长椅、永远停在某一刻的壁钟，空气里是旧报纸与潮木头混合的气味，这固化的场景，与站外那个用玻璃、钢铁和LED屏构筑的、流光溢彩的“新鹿城”，形成一道触目惊心的断裂带，断裂带中央，站着老陈。
老陈是黄站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看守”，他的身份难以界定，非官非民，更像一个自愿的流放者，我们的对话从沉默开始，最终融化在他用搪瓷缸递来的粗茶里。“这里啊，以前热闹。”他干涩的声音像在摩擦旧磁带，“运木头的，运石料的，送知青下乡的，接鲜货进城的……轰隆隆，一天几十趟。”他的目光投向空荡荡的轨道，那里如今只长着齐膝的野草，他守护的并非这份逝去的繁忙。
他引我走向站台后方一栋更显低矮的附属建筑,推开门的瞬间，我几乎窒息，那不是仓库，而是一座由无数细小姓名构成的 “无名者方碑”，墙上，斑驳的油漆下，是层层叠叠、用各种工具刻下的痕迹：一个歪斜的“王”字，一朵简笔画的小花，一串早已无人能破译的日期“76.3.15”，甚至还有一列列用工整小楷默写的古诗，老陈用粗糙的手掌拂过墙面，像拂过体温。“建新货场，清铁轨，图纸往这儿一压，就说要拆。”他的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沉重的疲惫，“他们算成本，算效益，算进度，唯独没算过……这些‘人’。”
刹那间,我懂了，鹿城黄站，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转点，它是这座城市宏大叙事背面，一个专门收集“代价”的容器，每一列从这里呼啸而出的木材与石料，筑起了新城的地基与广厦；每一趟从这里奔赴远方的列车，载走了几代人的汗水、青春乃至未知的命运，那些刻在墙上的，不是涂鸦，是生产报表上永远不会出现的“损耗”，是发展凯歌中最微弱的副歌，是那些被统一的“我们”所消弭的一个个具体的“我”，黄站沉默，却替整整一个时代，保管着这份未被销毁的“供词”。
在鹿城崭新的城市规划馆里,巨大的沙盘流光溢彩，图册精美，解说词充满力量，它讲述征服、讲述高度、讲述速度，而黄站的“陈列”，只有无声的侵蚀、凝固的灰尘与即将被野草吞没的边界，这两种叙事在激烈地对抗，城市的官方记忆，是一场经过精心剪辑、只保留高光时刻的献礼片；而黄站，则是那段被剪掉的、充满杂音、喘息与粗粝颗粒的原始素材带，我们热衷于庆祝“从哪里来”的辉煌起点与“到哪里去”的壮丽蓝图，却总是策略性地遗忘“如何走过来”的复杂真相与真实代价，黄站的存在，让这种遗忘变得困难，它是一面诚实的、布满裂痕的镜子，逼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你是否敢回望来路上那些被碾碎的尘埃？
我离开时,夕阳正把黄站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道深刻的伤痕投在大地上，老陈的身影在站房门口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回望那座被镀上金边的孤岛，我心中恍然，或许，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再多一座歌颂丰碑的纪念馆，而正是这样一座拒绝和解的“负纪念碑”，它不必宏伟，甚至注定消亡，它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持续地、尖锐地提问，当推土机的轰鸣最终抵达，当“黄站”二字彻底湮灭，它所叩问的，将长久回荡：一座不断奔向未来的城市，该如何安放它必须背负的昨日之重？那重量的核心，不是一个地点，而是对每一个微小个体生命的，最低限度的诚实。
鹿城的风依旧吹着,带着新区工地的尘土气息，也隐约送来旧铁轨缝隙里野草挣扎的窸窣，那是失语者的低鸣，也是一座城市在喧嚣中，必须侧耳倾听的、关于自身的隐秘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