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母亲的责骂声像夏天午后的雷，一阵紧过一阵，十七岁的少年梗着脖子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破了洞的牛仔裤口袋里，下巴扬起一个倔强的弧度，茶几上，摊着53分的数学卷子，鲜红的叉像伤口一样刺眼，母亲的手指几乎要点到他的额头上：“我每天起早贪黑是为了谁？你就拿这个回报我？”少年别过脸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烦不烦。”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无数个家庭里反复上演，叛逆的儿子，暴躁的母亲，像是被诅咒的角色设定，在青春期这场暴雨里,谁都没有伞。
母亲记得，儿子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会举着幼儿园的小红花，跌跌撞撞扑进她怀里；会在雷雨夜钻进她的被子，小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也许是初中第一次锁上房门，也许是高中第一次对她吼“你不懂”,也许是发现他开始在深夜对着手机屏幕傻笑。
而儿子觉得，母亲变得陌生是从更早开始的，她不再是他世界里那个温柔的全能的神，而是会因为他碗里剩了一粒米就唠叨半小时的“监工”；是会偷偷翻他书包查他手机的“间谍”；是永远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比他好的“评委”。
心理学上把这叫做“分离个体化”——孩子要通过反抗来确认“我是我，你不是我”，但对母亲来说，这过程痛得像撕掉一层皮，她的暴躁，何尝不是一种恐慌？眼看着他奔向自己无法理解的远方,手里却还攥着旧地图。
高二那年冬天，冲突达到了顶点，因为儿子偷偷打了耳洞，母亲气得砸了他的手机，少年红着眼睛摔门而出，在寒夜里走了三个小时，母亲坐在一片狼藉的客厅，第一次没有追出去，她看着窗外沉沉的夜，忽然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也曾经因为想留长发被外婆剪掉辫子,一个人跑到河边哭到半夜。
那一刻，她触摸到了某种循环的宿命感，原来每个暴躁的母亲，心里都住着一个未曾彻底和解的少女；而每个叛逆的儿子,都在重复父亲或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真正的转折发生得静悄悄，某个周末，母亲在儿子忘记锁的抽屉里，看到一本厚厚的素描本，里面全是她的肖像——做饭的她，睡着的她，生气的她，在那些线条里，她第一次看见自己在儿子眼中的样子：眼角有皱纹了，头发白了几根，但每一张的眼神都温柔，本子最后一页写着：“妈，我知道你累。”
她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儿子了，那个需要踮脚才能摸到门把的小男孩，什么时候长得比门框还高了？他牛仔裤上的破洞，会不会只是他以为的“酷”？他沉默的对抗，是不是另一种笨拙的“我在”？
改变是从一顿饭开始的，母亲没有再做儿子“应该吃”的营养餐，而是做了他从小最爱、但她总说“没营养”的炸酱面，儿子愣了很久，埋头吃完，默默洗了碗，没有道歉，没有拥抱,但某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
他们开始尝试一种笨拙的对话，母亲学着在发火前数三秒，儿子试着在关门时轻一点，母亲知道了儿子喜欢一个叫“摇滚”的吵死人的东西，儿子知道了母亲最怕的不是他不成才,而是他过得不快乐。
青春期这场暴雨终将停歇，当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突然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在暴雨里踩水坑。”儿子正在收拾行李，动作顿了一下：“嗯，你总骂我弄湿裤子。”
“”母亲背对着他，声音很轻，“我也喜欢踩水坑，在你出生之前。”
儿子停住了，他忽然看见母亲微微驼下的背，像一座开始缓慢倾斜的山，那些他以为的对抗，或许只是两代人用错误的方式在说爱，他的叛逆是一场急于宣告独立的暴雨，而她的暴躁，是一条始终在地下奔涌的暗河——看不见,但从未干涸。
儿子也到了当年母亲的年纪，当他的孩子第一次对他吼“你根本不理解我”时，他忽然全懂了，他拿起手机，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母亲老了，声音有些含糊，但第一句永远是：“吃饭了吗？”
窗外在下雨，他想起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话：“足够好的母亲，不是完美的母亲，而是能够存活下来的母亲。”那些年母亲的暴躁何尝不是一种“存活”——在自我与母亲身份之间的艰难平衡,在对失控的恐惧中对爱的坚守。
叛逆是场暴雨，来得猛烈，去得匆匆，留下狼藉也留下生机，而母爱是条暗河，在地下深处，在咆哮之下，沉默地滋养着一切生长的可能，暴雨终将汇入河流，而河流,永远向着大海。
挂电话前，他说：“妈，我小时候，给你添麻烦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传来压抑的吸气声：“傻孩子，当妈的，从来不怕麻烦。”
雨还在下，但这一次，他知道，雨会停，河会长流，而有些理解，虽然来得晚了些，但终究穿透了岁月的岩层,让暗河见了天光。